第126章 滋生腐烂 (2/2)

由于皇帝在执政方面的举措腐化无能，政权就落入几个蒙古大臣之手。

当权大臣莫不专横跋扈，不可一世。

如文宗时的燕帖木儿，任中书右丞相，封太平王，集大权于一身，肆意无忌，一宴或宰十三匹马，取泰定帝后为夫人，娶宗室之女四十人。

顺帝即位后，政权落入伯颜手中。伯颜任中书右丞相，进封太师，又改封秦王，一身兼三十余职，官衔长达二百四十六字。他大权独揽，擅自进退大臣，妄杀无辜，势焰熏灼。又将诸卫亲军精卒调为己用，凡出入导从甚众，乃至填街塞巷，而皇帝的仪卫反而寥寥无几。

因之，天下人皆知有伯颜而不知有顺帝。

这也是当时元朝的行政管理失控，职能单位全部上班时间，外出找休闲馆“办事”，其实是聚众打麻将导致的后果。

元朝末年，贪官污吏横行，当官的各种要钱的花样无奇不有。如属官来见要“拜见钱”，逢年过节要“追节钱”，生日要“生日钱”，办事要“常例钱”，送往迎来要“人情钱”，甚至“无事白要”，这叫“撒花钱”。即使职司监察的官吏也公然要钱，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，各带库子检钞秤银，如同做买卖。

近代历史也是在其受贿基础上，得到经验的总结与衍生......有更广阔领域性的发展，其形式我们可以总结为受贿理由，其门类多样化，途径系统化，流程机械化，管理正规化。暗中的权钱交易变得常规划。

上门送礼的都是体现务实与高效，受贿的也是体现名册记载，利益共享原则，此后背地的官商交易，通过便利的手机联系就可完成。

此外话说回来，另一方体现在元代中后期，国家的土地兼并严重问题。

武宗上任以来，民间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严重。兼并土地最凶的，首先就是蒙古王公大臣。

如武宗时，一个蒙古大臣占有江南田地一千二百三十顷，每年收租五十万石。

泰定帝在做晋王时，一次就捐给朝廷土地七千顷，其地方官僚地主，手中占有的土地之多可想而知。

文宗时权臣燕帖木儿请求包租苏州一带的官田五百顷，情愿做二地主，其自有土地多少不在少数。顺帝把公主奴伦的土地分拨给伯颜，一次就达五千顷，这位公主有多少土地便可想见了。

伯颜屡次蒙赐土地，前后共有两万顷之多。

喇嘛僧侣的寺院占田之广也不在蒙古王公以下。

当时大都的大承天护圣寺的土地多得惊人，在文宗、顺帝时前后两次被赐予的土地达三十二万余顷。

除去喇嘛僧以外，江南的白云宗僧侣也非常跋扈。

仁宗时，浙西土豪沈明仁创立白云宗，假托佛教之名，强占民田二万顷。汉人地主兼并土地之风也与日俱增。

如武宗时期，江南地方每年收粮满五万石以上的地主，已相当多。再如福建崇安县，有民户四百五十余家，共纳粮六千石，其中大户五十余家即纳粮五千余石，而小民四百余家仅纳粮不足千石。

这就是说地主集中占有了全县土地的六分之五，而全县农民仅占有六分之一。到了元朝末年，江南甚至有“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”者的说法。

真实因为皇帝的挥霍无度，导致国库空虚，他没有钱使，就变着方的巧立名目，增加赋税繁苛，于是元朝政府对人民的搜刮也大大增加了力度。

延五年（1318年），仁宗开始对江南征收包银，每户征银二两。不仅如此，这时包银的总数，较元初增加了十倍之多。至于一般的课税（包括商税），较元世祖时增加五十倍。到了文宗初年，各种课税更比元世祖初定之额增长百倍。

这势必是一个乱世的开始，也是一个灾难深厚的过程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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