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文 第三十四章 辩章分句的文学意义 (1/2)

如果把一篇文章比作一座房子，其中的字词文句就像摆放在房屋内不同位置的各种物件。如果整座房子容纳的是作者的性情志气，那么房屋内不同位置的物品器具，就是作者的语言文句。由此可见，文章如同房屋，不仅整体形象具体，而且样式确凿鲜明，至于散在其中的文句样式，恰似屋内摆设在不同位置的器具，既可以大同小异，也可以天壤之别。所以说，作为文章局部的句子段落，都是由许多单字词语相互连接组成，而整体文章则是通过情志义理串通起来联合构成。自古以来，凡书写文章者，若能够正确区分“章与句”的内容和意义，则如同驾驭车马，不仅要熟悉通衢大道，还要了解坎坷小路，唯如此才能驾轻就熟，方能纵横驰骋。

人生于世，古代先贤一再倡导的“立言”，无论是指张扬言论还是意在书写文章，都需要联字成句、集句成章、因章成篇。如果篇籍能够彪炳千秋，必定章节没有偏差错误；如果章节足够光彩夺目，必定文句没有瑕疵缺陷；如果文句清晰华丽，必定字词没有虚妄乖离。因此，涉及“篇籍、章句、字词”三者间的辩证关系，亦如同本末源流一样，本固则末荣，渊源则流长，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啊。

文学创作构思及其产生出来的艺术作品，无论属于别出心裁，还是算作匠心独运，亦不管篇幅长短和内容如何，却都一定离不开句读字词和韵律章节。单讲文章在音韵声律上的迟缓急速，一般都是随机应变和因势利导，确实没有一定的标准规范。但是，文章在连字成句方面，不管字数的多少，它所构成的句子必须能够表情达意，并且在因句成章之中，每一章节的内容里面，必定拥有至少一个完整的知识意义或道德说辞，否则就不能够成为章节。至于字词章节所转达的义理情志，以及如何准确表达知识内涵，这如同集体舞蹈，看似交叉蹁跹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其实每一位舞者只有找准自己的位置，才能有赏心悦目的效果；这亦如音乐歌声，单看乐器同奏，听似鼓乐喧天，声调仿佛能够刺耳失聪，如此若还能让人们感觉到旋律的美妙动听，除非达到了所谓“八音克谐”的程度。

若单论诗歌的文体特色，一般在诗人作品中，经常会使用比拟和隐喻的手法。尽管在诗文的句读之间，通常就是断章取义，很少进行完整细致的描绘，但是在整诗的集句成篇之中，却还是要能够整体划一才好，这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，恰似蚕茧抽丝，亦如鱼鳞栉比。像《诗经》体例，开头的字句，已经萌动着章节的中心思想；结尾的语句，更加呼应着前面的主题意义。所以，外在形式上，貌似互不关联，内在意义上，确实一脉相承，亦如同花萼、花房与最终硕果一样。由此可知，字词若没有左右的帮衬，词不达意，叙述无序，恰似独自漂泊，即便投宿逆旅，依然身心不宁。所以，凡遣词造句，忌讳颠三倒四，而组句成章，贵在顺序自然。这个道理应该就是一般语言和文章，之所以能够更好地表情达意的基本行文章法。所以不仅是诗歌这样，其他文章体例一应如此。

综括来看，无论语言谈吐还是撰写著文，尽管一句话的组成没有一种具体而明确的硬性规定，但其中字数的多少还是有规律所循。四个字通常紧密而不急促，六个字严谨而不迟缓，至于三个字或五个字等，则属于随机应变，适可而止吧。像《诗经》中的“雅”和“颂”，都是以四个字为中正的典范，唯有《诗经?小雅?祈父》和《诗经?周颂?维清》是以二个字组句。两个字成句，可追溯到黄帝时代，传说那时民谣《弹歌》，全然如此。三字成句，可见于虞舜时的《元首歌》。至于四字句的作品，出现于夏代，传说太康之弟在洛水边的《五子之歌》既是。而五个字句者，在周代兴起，例如《诗经?召南?行鹿》。至于六个字和七个字的句子，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中已经杂糅显现，不过像六或七个字的句子，真正自然成章并且盛行，则是到了两汉时期才过渡完成。通过探究文句字数的演进过程，显而易见：字数的多寡伴一直伴随着情志义理的简繁，其二者之间不仅相辅相成，而且因时因需地不断发展扩大啊。

另外，若论述诗词歌赋等韵文，以及所有文章篇籍在阅读中的音律问题；也就是因为顾忌音韵声律的影响，作者刻意增减或选择字句多少等，旨在谋求句读章节或整体篇籍，不但能够和谐押韵，更主要是读来朗朗上口，并且听的畅快淋漓。像这种文化现象，已经由来已久，自汉晋以来愈演愈烈。例如贾谊和枚乘的辞赋，偏好两韵一换；而刘歆和桓谭的作品，则是一韵到底，这都属于因人而异罢了。从前曹操论赋，不满于同韵重复，热衷于替代变化。陆云也说，在四言句式中，还是四句一换韵为佳。在这一点上，陆云和枚乘、贾谊意见相同。究其原因，通常两韵一换，吟咏略感急促；如果一韵到底，读诵颇感疲劳。所以，机敏精道的作家，不仅长于神思亨通，而且善于折中韵律，目的是避免在这种形式问题上出现大的瑕疵纰漏。

以往的诗人，像《诗经》中者，喜欢多把“兮”字放在句末，而在《楚辞》中，则是把“兮”置于句末韵脚之外了。因此，“兮”作为句子成分，一般只是起到辅助作用，借以延缓语气而已。然而，论说“兮”的使用，最早见于舜帝的《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