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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我曾在政府机构服务多年，从事历史题材写作也有二十余载，出版过长篇历史小说。那是业余写作，且仓促成篇，因官职在身，也不便声张，但网上的评价颇高，我深感欣慰。为圆儿时之梦，也基于某种情怀，我辞去了职务，专心写作，可谓背水一战！这部小说是首战，出师顺利——选题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，可谓天时地利人和，我期待这部小说得到读者的认可。

历史小说所描述的人物、事件，乃至制度、风俗，距当代已然久远，为便于阅读，需要向读者做些说明。

首相称谓。明太祖废中书省，逐渐发展为内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，阁臣俨然宰辅。鉴于朱元璋废丞相，人们误以为明朝人称内阁首席大臣为首辅。事实上，时人较多以“相”代称阁臣。嘉靖四十五年，郭朴、高拱入内阁，内阁首席大臣徐阶请二人到阁视事的函件名为《郭东野、高中玄二相公到任请启》。可见，官场并不回避“相”这个称呼。既然习惯于以“相”称阁臣，称首席阁臣为首相，顺理成章。嘉靖朝兵部尚书胡世宁就上疏说：“不知何年起，内阁自加隆重，凡职位在先一人，群臣仰尊，称为首相。”海瑞所呈《乞治党邪言官疏》中有“（徐）阶为首相”的话；吏部公文《复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剌犯人孙五等疏》中，也有“见徐阁下位居首相”这样的句子。这都是呈报给皇帝的正式公文里的表述，可信度无可置疑。曾主政内阁的高拱，在《病榻遗言》里说：“科道各相约具本，劾荆人交通冯保，唆使言官诬陷首相。”同样做过内阁首臣的张居正，在给友人的私函里，也有“白首相知，犹按剑也”之句。万历朝内阁大臣于慎行著述里写着：“新郑（高拱）以首相行太宰事……”吏部尚书张翰在《松窗梦语》里记述：“穆宗宾天，首相（高拱）奉皇太后懿旨免官，祸几不测。”综上，我的看法是：笼统地以“首辅”称明代的首席阁臣约定俗成，并无不可；但具体到嘉靖、隆庆、万历时期的内阁首席大学士，当时的官场即以“首相”称之，他们也以首相自称，今人以“首相”而不是“首辅”称之，是还原当时官场的称谓，更符合历史事实，也更能揭示他们所处的实际地位。

真实与虚构。历史小说也是小说，而虚构是小说的特征。我不认为历史小说不能虚构；同时也主张，以真实历史人物，尤其是以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，应大体真实。《大明首相》这部小说的人物、情节，绝大部分是真实的，有依据的。哪怕是偶尔出现的一个地名，都要多方考证。不妨说，这是一部纪史（实）小说。只不过，史料上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要描述场景，展开对话，需要合理想象，这不能称之为虚构。但如果历史学家对内容进行严谨考证，或许又认为有虚构。我不得不先向历史学家表达歉意，其实有些人物的名字、有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点，我是清楚的，只是不能原原本本照搬，否则不成其为小说。比如，本来人物已然很多，每个人物都照历史真实搬进来，实在令人眼花缭乱！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，有意张冠李戴，也是为减轻读者负担计。况且，既然是小说，就要有张力，因此对历史事件，不能记流水账，要根据小说的张力需要做出适当安排。

历史氛围。历史小说虽然不能完全重现历史，却也不能不着力营造历史氛围。而营造历史氛围，要在还原当年的制度、风俗，使用当年的名词术语。比如，当年官场中彼此称谓就很复杂也大有学问。古人有名、字、号，别人不能直呼其名，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人的称呼也不同，这本已相当复杂，还要有官称、尊称，着实令人蒙圈。以高拱为例，他字肃卿、号中玄，河南新郑人。他担任首相时，有称他“玄翁”者，又因首相也称元辅，有称他“元翁”者，有呼为“新郑”者，也有门生以“师相”称之。总之，不会直呼首相或元辅，当然更无“首辅”之称。那个时代官衔，尚书、侍郎、给事中等等，对今人来说本已生僻，而当时官场又每每以周礼中的官职比附之，如呼兵部尚书为大司马；或约以尊称，如呼总督为制台或军门等等。为保持历史真实，总体上使用当时的名词术语，同时兼顾读者的接受度。比如，内阁里，高拱和张居正谈到应天巡抚海瑞，如果按照当时的习惯，就会说“海刚峰”或“刚峰”，读者哪里记得住海瑞号刚峰？小说中索性就让他们直呼海瑞了。

时代背景。十六世纪中叶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。在大航海和文艺复兴两轮驱动下，西欧跨过了转型的门槛。同时代的中国也具备了向近代迈进的条件，史学界有晚明大变局之论,甚至有“隆庆开关（解海禁）”乃中国近代史开端之说。此时的大明帝国，与开国初期已大异其趣，商品经济繁荣，文化早已突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藩篱而走向多元，社会生活也变得活跃，历史即将进入拐点。但官僚队伍萎靡、贪腐、守旧，国家机器已锈迹斑斑，运转失灵，犹如一艘硕大破旧的航船陷进泥沼难以自拔。小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。换言之，这部小说是站在大历史维度，以明朝官场亲历者的视角，讲述当年发生的故事，重现转型前夜那段犹暗乍明、朦胧躁动的历史。我期盼着，通过解析官场中人种种行为背后的制度、文化、心理动因，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