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三百五十四章、新援胡迪（1） (1/2)

5月末一个周六晚上，李亚峰请客。

打电话告诉李铁如、唐飞去他的小卖铺外面喝酒。

李亚峰告诉他俩，已经通过外地牌友找到了一个“援兵”。

唐飞很吃惊地问，难道是请人家来承德打这次比赛？

李亚峰笑道：“我有多少钱，哪能请得起？这人现在就在承德，一会就过来。”

仨人边聊边等，七点刚过，一个瘦高个找了过来。

李亚峰先询问对方的情况，他只是知道一点。

那位牌友做自我介绍：“我姓胡，名叫胡迪。现在就在承德上班。”

随后李亚峰他们三人分别简单自我介绍。

互相认识之后坐下喝酒。

胡迪率先声明，自己是开着车过来的，不能喝酒。

李亚峰客气几句，然后大家开始吃喝。

原来，胡迪是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，其实他是一个经理。

他还是廊坊古洼队桥牌队队长。

这家公司来承德开展业务已经有好几年时间。

这几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承德，却并未主动接触承德桥牌界。

这一点也不奇怪，承德桥牌确实是仅属于河北省中下游水平。

而他所在的廊坊古洼队则是河北省老牌甲级强队，前些年一直是三甲，而后慢慢下滑到了河北省甲级中游。

承德桥牌已经很久不能在河北省甲级赛中出现。

近来二三年是勉强可以冲上甲级赛，但升升降降的，尚未有能力站稳。

李亚峰对这次比赛很上心。

本来他也是打算请老孟过来，但转念一想，老孟多年不接触，实力已经有些落伍。

他组队参加这次四地邀请赛，是一心一意想要取得相对不错成绩的。

于是，他做了两手准备。

一边通知了老孟，请他有时间就赶快回来，大家抓紧时间进行训练。

另一边，在网上多方求助，紧急寻找援兵。

他的本意，是打听打听，有没有那个时间段恰好来承德玩的外地牌友，求人顺便帮忙。

而胡迪本人根本就在承德，这情况更是让人喜出望外。

大家就边聊天边商议这件事。

胡迪很痛快地表态，暂时加入队伍没问题，打这次比赛也没问题；只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每年河北省桥牌甲级赛期间，他需要返回原队参加比赛。

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
胡迪是无所谓的，他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是用于参加各地桥牌比赛的。

公司本部在北京，承德这里他是主管助理，也许会在承德工作很长时间呢。

说起来很巧，李铁如居住在石洞子沟中泰自然城，那处正是胡迪他们公司在承德市的第一个项目；胡迪正是开发经理。

石洞子沟北沟临近通西大街的山洞，这里原本只是一大片丘陵地带。

属于石洞子沟村，其中有几十户人家，极其偏僻。

项目本身就是城中村改造。

这家公司早在06年就拿下了这块地，地价很低廉。

从狭义上说，城中村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，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，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，亦称为“都市里的村庄”。

从广义上说，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，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、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、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。

究其原因，在于“城中村”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。从“城中村”的历史变迁中不难发现“城中村“形成的主要原因：

从客观上来说，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的结果。

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，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发展，我国的城市数目从1978年的320个发展到的662个。

城市建成区面积也由3.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9万多平方公里。

城市的快速发展，需要通过征收周边农村的耕地获得扩展的空间。

耕地被征收了，当地的农民，却仍然留在原居住地，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。一场“城市包围农村“的运动发生了。村庄进入城市，形成了“城中村“。

从主观上来说，是我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及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所造成的，这也是深层次的制度原因。

所谓城乡二元管理体制，是指“城市”和“农村”分属不同的管理模式，二元所有制结构是指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，而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制度。

而在一些“城中村”内形成了以城市与农村“二元所有制结构”并行存在、共同发挥作用的“边缘社区”特征。

“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看，‘城中村’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的形成，是农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，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。”

因此，从“城中村”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，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是造成“城中村”形成的根本原因。

二元所有制结构使得村民可以低价甚至无偿地取得土地的使用权，由各户村民自行建设后租出获得尽可能的租金，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致使“城中村”形成的进一步加剧。

故而，我国“城中村”的改造也应从根本的土地制度及权利开始。

中泰自然城项目第一期实际上是09年开始的。

一期完工了一号至六号楼，其中一号至五号楼都是回迁楼，只有六号楼是商品楼。

仅有的几十户原住户，可以说都发了大